晚清当涂官圩衰落探源(赵崔莉)
2010-05-04

赵崔莉

(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2期,CSSCI收录)

 

摘要:晚清当涂官圩水灾频仍、频繁修改圩规、圩区乡董无力举赈,种种迹象表明官圩在逐渐衰落。本文从自然环境、人地关系、圩区管理、世风日下、社会形势、战乱破坏等方面多角度探求其衰落原因。

关键词:晚清、当涂、官圩

 

清代,隶属太平府的当涂官圩乃合众圩而成的联圩,分为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四岸。每岸均设岸首,各管辖78个小圩,共有29个小圩。官圩尽管地势低下、四面临水,但膏腴数千顷,烟火数万家,具有江南第一圩的美誉。这不仅是由于其面积较大,也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圩区,具有很多独到之处和较强的典型性。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道光朝期间,官圩依据其地理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圩区结构和严密的防汛制度,在修防上积累了丰富的生态防护经验,并在水利兴修上具备了一整套较高的水利技术,能够成功防御洪水来袭。但道光朝以后直至光绪年间,官圩水灾频仍、圩堤屡溃,民不聊生,昔日盛极一时的官圩迅速走向衰落。其真正原因何在?下文将主要依据光绪年间所修方志《当邑官圩修防汇述》 [1]进行探究。

一、当涂官圩衰落的表现

1.田头屋,民之室,嗟嗟都在水中央——水灾频仍

明代万历以前,官圩水灾发生较多,这时的官圩修防尚处于积累经验阶段。万历年间,累岁重修堤坝,“水患亦因以稍弥”。清前期,官圩只是在康熙二年(1663)、四十七年(1708)、雍正四年(1726)、乾隆三十四年(1769)发生几次溃缺[2],其余时间及乾隆三十五(1770)以后的近六十年,官圩基本上处于较为安全时期[3]。也就是说,从万历至道光年间长达两个多世纪里,官圩水灾较少,足见其防汛的行之有效。

道光朝以后,水灾发生突然加剧。从道光三年(1823)至光绪十三年(1887)六十余年之间,共有14年发生圩溃,均未救起。其中,道光朝八次溃堤(见表1),咸丰朝三次溃堤,光绪朝一次溃堤[4]。有记载为证,“降至国朝道光癸未,大水异常,已酉尤剧。圩民荡柝里居,罔有定极。经先辈竭力经营,翼挽天心,以尽人事。近六十年来告溃者,屈指已十有四次”[5]

1:道光朝八次水灾一览表

年份

灾因

溃堤情况

灾情

道光三年五月

福定圩周家埠溃没

官圩中心埂、北广济圩、上广济圩、沛俭圩

农佃闻风哭泣,坐任漂淌,田庐农器无一存者,次春饿莩盈途

道光十一年六月

 

沛俭圩花津稽村前溃

瘟疫盛行,闭门无人烟者十居八九,麦熟田畦无能收获”

道光十三年六月

水较道光十一年更大

沛俭圩花津稽村湾前

 

道光十四年六月

官圩发生漫溢

北新兴圩花津邵村告急

瞥见滚雪飞花,俨同瀑布

道光十九年七月

 

上兴国圩中心埂贾家潭溃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

十五日疾风甚雨,至夜尤暴

花津孟公碑陶家潭溃(北新兴圩)

眼前都是微茫地,身外频临浩渺天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

伏秋二汛,直至霜降,洪水始退。直至凌汛,积涝未干。次年春月,疹疾盛行

感义圩先告溃,东北咸和圩的岸章公祠发生溃堤。当时北新兴圩孟公碑、陶家潭又溃决

 

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

桃汛陡发,一日夜间乃至三尺许。继尔水涨盛大,漫口渐平。延至五月十三日,大雨如注。伏汛踵生

北新兴圩孟公碑原缺未竣,先溃

汪洋千里,水天一色,皖江群邑无完区焉。四围工段没尽,百室飘淌无存,近来第一大水之年也

 

资料来源:《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

1是道光朝八次溃堤的情况。晚清官圩水灾非常频繁,有四年发生三次水灾,如道光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有前后两年都发生水灾,如道光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灾情破坏力极为严重,田庐被淹、农器漂失、人畜溺死、瘟疫流行,对官圩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无疑带来很大破坏。道光三年(1823年),皖江圩区的宁国、池州、太平以至庐州、凤阳各府州县圩乡,包括当涂官圩,几乎无不破之圩;不破之圩亦沉于水底;已破之圩更是一片汪洋。“行舟者即从本地,扬帆直达于南京,无所阻碍矣”[6]。光绪元年(1875)五月,皖江六县之圩,广济及大官圩遭受水灾最为严重,圩内圩外一片汪洋[7]。光绪二十七年(1901),安徽发生洪水,当涂县水灾最重,包括官圩在内的很多地方都颗粒无收[8]

有许多关于当涂圩区水灾的描写,如吴立《丙午大水行》中的“田头屋,民之室,嗟嗟都在水中央”[9],以及《戊子大水行》中的“忍闻我乡圩岸塌裂四三处,喧豗激射声□如万军摧樯掘屋。童叟耳,老妪挟儿啼欲死,大儿呼舟舟不来。邻家亦自携妻子,流离骨肉不相见。萍飘梗泛恍一片,可怜绝粒釜复沉……”。吴立还不禁悲叹“君不见七年干旱九年涝,盛朝亦有灾祲告”。[10]尽管这些诗歌描写的是雍正年间的水灾情况,但可想而知的是,在日益走向衰落的晚清,频繁水灾的破坏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章程屡易——圩务弊端丛生

“国朝河工告决,海塘漫淹,亦所时有,而督理者相望于道,岂惟官圩。官圩之告溃屡矣。虽有天意,尚赖人谋,其间时势不同,章程屡易”[11]。清前期,圩规修改现象并不多见。顺治十五年(1658),生员汤天隆孙启芝条陈十六事:鉴当时有累于圩的实情,对于圩首选任、水利工程兴修、圩务弊端、税收征免等方面提出十六条建议,所提建议大有裨益于圩政[12]。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知县王巨源查官圩七圩划段分工,一圩有一圩之工,总修遂为虚设,且日久弊生,渐为民害。为此,出现专门的《知县王巨源禁革官圩四总修详文》对此做详细规定[13]。可见,清前期,官圩圩规的修订次数较少,圩规的管理较为稳定。

晚清以后,官圩圩规被频繁修改。这似乎显示了官圩行政组织的开放性和圩务管理的机动灵活,即能够不断吸纳良好建议、改进不足之处。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道光朝以来频繁的水灾和种种不近人意之处迫使当地官员不断调整官圩的管理条规、强化管理。

官圩章程屡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圩规圩约修改的次数过于频繁,不利于圩区管理的稳定。咸丰二年(1852),知县袁青率士民朱歧、姚体仁、徐方畴、夏锴等条议,出台了《巡圩章程并示》、《所有各圩圩修轮班巡圩章程》以及《圩首总巡事宜》三项圩约[14]。光绪十二年(1886),知县华去椿采纳士民吴得成的建议并勒石为记[15]。光绪十四年(1888),出台了多项条议。如署太平府事史久常制定新规并勒石条示;[16]知县金耀奎补充《批准条议六则》;统摄官圩圩务的新沟圩人杨桢拟数十条善后章程[17]

其次,这些圩规圩约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但重复雷同较多,并且暴露出圩区日常管理的混乱。圩规涉及到官圩工程修筑、防汛的安排、对圩长的约束、对圩民的管理。有的圩规加强对圩长的约束,要求各圩首任劳任怨,争做表率。咸丰二年(1852),《所有各圩圩修轮班巡圩章程》加强对圩首和岸总的管理和要求,即四岸圩首12人作为总巡,每岸各派1人,十日一轮[18]。光绪十二年(1886)所制定的圩规仍在强调修防中人事作用,“旱涝虽曰天定,挽回端在人谋”[19],说明了咸丰二年对圩长的约束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有些圩规关于修防,即修筑和防汛,其要求之低令人深思。光绪十二年(1886)所强调“岁修须冬工告竣、汹工宜加意防护、桩席须预为筹备”都是防汛中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妇孺皆知,司空见惯之常事,但仍需要强调,说明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都得不到实施和保障。[20]。另外,圩民的自私和唯利是图也充分的暴露出来。光绪十四年(1888)圩规圩夫兴工之时,附近居民对圩夫进行种种盘剥,如圩夫或租房居住,或雇地搭棚。该处居民,视为利薮,任意高扰时价、勒索酒食;并有挑土上埂,若由他人田埂经过者,必索要路钱文;甚至在埂肆行窃取桩木、芦席等料。[21]太平府官员在访查中能够发现如此之多的防汛弊端,并亲自制定圩规,足以见得这些圩规的重要。

第三,参与制定圩规和圩约的社会基层较为广泛,不仅有知府、知县参与圩规的修改外,乃至乡绅和普通民众,这貌似民主,实则无奈。咸丰二年(1852),知县袁青和士民朱歧、姚体仁、徐方畴、夏锴等参与。光绪十二年(1886),士民吴得成向知县华去椿提议[22]。光绪十四年(1888),署太平府事史久常制定新规[23];同年,知县金耀奎补充《批准条议六则》,新沟圩人杨桢拟数十条善后章程[24]。无论是对事务较为熟悉的圩长和民众,还是仅仅巡视督察的知府知县都能轻易地指出许多弊端,足见圩区的弊端之多之盛,并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

终清一朝,特别是咸丰朝后,官圩圩规屡屡修改,圩民、圩长、知县、知府分别对此出谋划策,出台了大量新规定。这些新圩规的不断出台在一个侧面暴露出官圩在组织上的混乱及管理不善,这些弊端引起各方人事的极大关注。其实这些不断出台的圩规条议不外乎是对圩职人员和圩民的约束,对巡圩方法及水利技术的强调,但这些日常事务和问题无法得到较好解决,从而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强调。试想,一个组织有序,管理得力,运转良好的圩区是不需要频繁出台内容接近的圩规的。

3.殷实之户元气大伤——圩董无力举赈

清前中期,官圩乡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承当部分圩堤修缮经费,或在水灾时举赈。受道光三年(1823)水灾影响,次年春季的官圩饿莩盈途。知县王寅轩,邀集四岸绅董,公议修筑事宜。作为乡绅代表的四岸岸总,东北岸徐金魁、西北岸陶之钟,东南岸杨炳蔚、西南岸藏懋金等倡议协筑,纷纷捐钱捐黍。当涂官圩的富室如竹院张氏、曹家坝杨氏、黄池张氏、周氏、刑平村陈氏、塘南阁周氏徐氏、马家桥藏氏、上下埠陶氏、夏林夏氏、李家旬李氏、太阳林姚氏、华亭丁氏,均慷慨解囊,其它乡绅富户、家资殷实之户无不争着救助灾民。这些富绅对于“凡姻族乡党,按口给谷,并劝乌黄等镇平籴卖米,水退后仍有拣骸骨、借牛种诸善举”。[25]

到了晚清,频繁自然灾害的袭击下的官圩经济生产极为萧条,而作为官圩圩职人员的岸总、圩长的经济实力也大为下降,出现了重灾之下大户人家亦无力赈灾的情况。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花津稽村前溃(沛俭圩工),知县赵汝和署府陈公煦仿照旧章,邀集四岸,劝令四岸首捐资堵筑。圩工刚竣工,而瘟疫盛行。官圩“闭门无人烟者十居八九,麦熟田畦无能收获。至六月中,播种秋谷,殷实之户元气大伤,无法实行恤邻之举。”

向当涂官圩以外的其它圩区的富商挪借银两成为圩区社会救济的一种。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官圩发生漫溢。由于花津邵村(北新兴圩工)要工,在风狂浪激下,几欲失守,当时立刻传知三岸,一群圩职亲赴危堤,作了及时部署。一切救险工需,除捐款所得外,仍向乌黄各镇富商挪借。[26]

借官帑以工代赈成了圩区灾后恢复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北新兴圩工溃。经总督批示,拨给库款,寓工于赈,兴修堤坝。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感义圩先溃,引发东北咸和圩章公祠附近溃堤。此外,北新兴圩溃决。次年春季,疹疾盛行。府县屡次下令修堤,四岸首一筹莫展,堤工无着。于是援清成例,寓工于赈,由四岸首承办。[27]光绪年间,官圩石涵冲毁,圩埂塌卸。该县不遗余力进行抢救,但是桩木仍被冲断,新土塌尽,圩内、圩外一片汪洋。安徽巡抚陈彝,密派委员改装易服,乘坐小船,躬冒洪涛,对灾民救助。[28]

在传统官绅救济外,一种慈善机构即普济堂,开始登上官圩社会救济的舞台。道光十三年(1833)六月,官圩沛俭圩工溃决。乡绅无力办赈,四岸圩民禀请知县,拨借普济堂款银1700百两,照典生息。然后由四岸督办缺口,至次年麦熟加息,缴还普济堂。[29]晚清出现由官府借款或由善会堂等社会慈善机构救助,使官圩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也传达了这样一个社会信息,即道光朝以后官圩乡绅,经济实力的下降。

总之,道光年间官圩水灾下,圩董已无力独自支撑圩区的修护和灾后救济工作,需要借助多种社会力量,采取多种社会救济形式来完成。这是由于历年灾害频仍,圩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圩董的经济实力已被严重地削弱。圩董实力的削弱,广大圩民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官圩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已经步入衰退的轨迹。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官圩走向衰败?下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地讨论。

二、 官圩衰落原因探析

官圩由于面积较大,圩田生产在农业中占有突出的社会地位,水灾的发生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影响。官圩如此之快地呈现出衰落之势,不能不引人深思。而水灾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不相协调时发生的,是人地关系不协调的警钟。而水灾发生的原因既有人类管理不善,也有人类对自然环境开发利用过度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分析官圩水灾发生的原因对防御自然灾害、维护地方农业生产具有较大意义。下文将主要探究官圩在清代末年水灾频发以及由盛转衰的真正原因,以期探索出圩区人地系统良性发展的途径。

1.自然环境的诱发

在气候上,当涂官圩汛期较长,有桃汛、伏汛、秋汛三种。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桃、伏二汛,直至霜降,洪水始退。凌汛时期,积涝未干。道光二十九年(1849),桃、伏二汛相接,大雨持续很长。汛期雨量较大,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疾风暴雨,以致“眼前都是微茫地,身外频临浩渺天”。风力大小、风向对官圩堤防有一定破坏。丹阳湖湖面宽阔,风浪最为险恶,致使濒临此湖的官圩东北三十里圩埂于夏汛时易于冲缺。当地人称这一段圩埂为汹工。究其原因,风向、风势乃其罪魁祸首。据当地土人所称,西南风软,东北风硬。在湖水低埂一二尺的情况下,如果遇到东北风大作,风猛浪高,圩外湖水就打到圩内。再加上波浪汹涌,昼夜冲刷,外埂坍塌更快,水灾难以避免[30]。谚曰:“日进斗金,不抵东风一浪”,即言风浪可畏,且费工钱甚巨[31]

在地理位置上,官圩易造成水灾。当涂乃水乡泽国,官圩地势尤为低下。其南承徽州、宁国之山洪,北拥长江之潮,东濒丹阳三湖,河流湖泊众多,正是这种地势造成“一穴溃,则全圩成壑,一缺不筑,则颗粒无收,此真亿万生灵命脉所系”的情况[32]

2.人地矛盾的凸显

由于清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的鼓励,人口有了迅速增长,人均土地日益减少。雍正年间采取鼓励开垦田地的政策。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江南总督赵弘恩檄令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各属所有的可垦之地,逐一清出册报,并令筹议立法,广为化导,饬有力者尽力开垦,无力者捐助牛种……益加勤督,竭力勤劝开垦”。这种政策的导向下,各地民众为追逐经济利益,纷纷垦山伐林,围湖造田。长期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大大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的失衡,必然加剧水灾频繁发生,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特别到了清后期,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矛盾加深,圩区面临着更多的危机和考验。

晚清,圩民对官圩周边湖泊的过度围湖垦田导致蓄水量减少,河流无处可泄,更加湍急,往往损害圩堤,灾难频仍。当涂南部路西湖,旧为宣、歙二郡泻山水和当涂蓄水湖荡之一,对周边圩田起到调节水流平衡作用。江北圩民移民于此,不顾禁约,纷纷建圩于路西湖中。汛期来临,此圩壅塞疏通,致使水流壅堵不畅,“围田成圩,不独二郡受害,即当涂五十四圩,亦有冲没之患”,并殃及宣城[33]。与路西湖相连的芜湖县东万春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1)圈筑成圩田,堤外柴滩熟地共1 000多亩,以充裕旗民生计[34]。万春湖原是诸水汇蓄之所,自从被垦成圩田后,水灾频发,濒河圩田收获甚少。这两个实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开垦规模之大及盲目开垦耕地而对当地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破坏。

当涂县东北多山,近山农民多以薪炭为副业,大规模的砍伐周围山林,再加上棚民开发山区,水土流失加剧,使一些山溪河流的含泥沙量增加,加大对下游官圩的冲激时常溃堤。晚清以来,赋税日重,民无生计,采伐活动更加频繁,“弥望岗峦都成童秃”。[35]此外,与太平府相邻的徽州、宁国等府境内也出现大量棚民垦殖山区的现象。同治五年(1866)以来,两湖、河南及皖北等处客民携带家口,前来宁国开垦,人数众多,且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这些客籍居民在宁国置有田地、庐墓、并承担税粮,其中有不少有志应考的学子,但是原籍遥远,归考不易。于是,这些客民联名请求,援照广德、建平成案,一体准予客民加入宁国籍考试。[36]学额之争反映了宁国新增大量的客民。客民的到来无疑会加大对当地开山垦荒,对生态平衡带来破坏,使水土流失加剧,而这无疑加大了下游当涂官圩的防守。

3.圩务管理的不善

上文提到“官圩之告溃屡矣,虽有天意,尚赖人谋,其间时势不同,章程屡易”,即官圩屡溃与人事组织管理上有很大关系。首先要杜绝官员的贪污索贿行为。历届官绅沿堤环绕、亲临履勘,收验圩工。遇到埂段单薄之处,责令重新复工。但后来官绅并不勘察堤之险夷、工之勤惰,而是沿途乞贿,肆意追索,非但没起到督察作用,还出现索取年规、节例、程仪、随封等不良现象,并视财务之多寡作为评判工程质量的标准,有“视财贿之多寡,为堤工之优劣”、“钱到公事了”等说法。[37]同治八年(1869),官圩修筑中出现经手渔利、胥吏中饱的行为。光绪十一年(1885),官圩圩总暗地与狡差、猾吏、健仆、刁奴勾结,对于一切兴修款项文书上下其手[38]。因此,要杜绝绅董染指修圩公款,以圩款去交结贿赂胥吏;还要拒绝衙役等人指派绅董,而由圩民推举,去负责管理圩费使用。[39]

圩务管理不善表现在轮修不力。轮修即不同圩甲轮流修堤之制。尽管夫各分工,家各分段,但轮修不力,以致道光、咸丰年间,圩堤屡修屡溃。轮修不力主要由于圩夫大小不齐、圩工夫役分配不均,圩夫劳动积极性下降,甚至出现为了应付督察而“铲草见新,将高就矮”,就是偶有浮堆松土,在历经年复一年的风雨剥蚀下,难免每况愈下。[40]

圩务管理不善表现在人心不齐。水大之时,若能同心协力抢救,就能化险为夷;若各有私心、袖手观望,则整个圩区岌岌可危。人心不齐首先表现在圩职人员“共事者不和”,使得四岸在圩工修防配合上互相掣肘。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分工划段以来,设局办公则散处四岸,进城议会则先后不齐,禀见府县情形亦有不同议论[41]。其二,表现在圩夫人心不齐。历次抢险保全时少,就是由于抢险防汛时,因传闻不一,圩夫往来不齐;即偶然确实,又恐没有桩、席、绳缆、船支等抢险物料而萎缩不前、中途逃避,甚至束手待毙[42]。水大时侯,那些距离圩堤较远圩民,不肯前去抢险;而距离圩堤较近人家则因不在轮修之年而漠不关心;而又有圩夫在尚未发生险情时,虚张声势,希图从中取利。而真险到来之时,反不告官,即使告官亦延误时机,以致当时流传着“以数十万之生命,亿万亩之膏腴,百余里之堤障,坐而待之,付之洪涛而不顾,皆由各岸一意,各圩一心。秦越相视,彼此相推,各挟所私”的说法[43]。圩夫赴工时出现顶夫换夫现象,延误工程进展。在按粮派夫,编定牌筹时,出现以老幼搪塞其数。尽管圩夫名目都到齐,但劳力实微;另有畸零之户不出田亩费也不赴工。[44]

4.世风日下的遗害

正如《官圩愁》诗中小序记载“熙生长斯土,讫今六十有五。忆自道光癸未,以及今上之乙酉,圩凡十三溃。民情愈燮愈诈,人心愈趋愈险,甚有幸灾乐祸,以罔利者。呜呼,人之无良至此极乎” [45]。社会风气对于圩区的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圩区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行为,如圩夫拒绝出工,甚至乘间偷窃桩木,为免役而拜贴请酒,赌博,游谈等,这些都非良民所为,贻误堤工。

官圩塘边多是高塘湖堰,盛产鱼类。滨河居民为了渔利往往沿堤私自傍埂脚挖鱼池,,或挑淤泥粪,造成池日益深,埂日益陡;为在河中捕鱼,私布鱼网,以致阻断水流,使圩堤受到冲刷。圩民在堤上放牧或公然搭圈堤畔,栖息家禽,堤坝被践踏后,一经骤雨,坝泥泻入沟池,致使圩堤松塌。还有在堤岸上葬棺,木棺朽烂易导致圩堤坍塌[46]。,极大地损害了圩民利益,对此要坚持小则议罚,大则赔修的处罚原则,断不开通融之门。

5.承平日久的疏怠

从社会形势上分析,康乾盛世所带来的安定环境,官圩修筑较为正常,水灾自然会较少;但长期安定局面使圩民易于放松警惕,疏于修堤,常常是十余年一修,一些小的破坏不能及时得到弥补,以致祸害越积越多,终酿大祸。中心埂于晚清数十年间溃决以及濒丹阳湖圩埂三十里汹工溃决,究其原因,官圩长期处于较为安定的局面,圩民不经常加修,只是略加铲草,致使外埂逐渐单薄、坍塌。

6.长久战乱的破坏

道光、咸丰之际,皖南郡县遭受战火十年之久,以致民物凋残,土著稀少,圩田荒芜,太平军无法获得充足的粮食。官圩同样遭到战乱的沉重打击。官圩圩董、乡绅或圩民自发组织民间基层武装即团练。一些团练为保卫家乡、英勇战死,影响了官圩正常修防劳力的投入。咸丰三年(1853),官圩太平圩人祝嘉量采用计家出壮丁法,组织练团几千人[47](卷三十三《人物志》);花津八圩人陶铸贤命令宗室子弟练武,尤为著名;同治元年(1862)七月,孙家圩被攻克,孙国兴与21位族人团练同时战亡[7](卷四《人物志》)

官圩的团练采取招募方式,多由乡绅捐资招募,无疑会减少对圩堤修防费用的投入。道光间当涂县大官圩屡次溃决,圩董朱歧解私囊帮助修筑圩堤,并著有《圩工条约》一书。咸丰初年,圩区安危存亡之秋,朱歧把精力由修圩转向积极筹饷办团练。同治元年(1862)七月,釜山村人朱子厚捐资募团,亲任团长,率领团勇保卫乡里[48](卷四《人物志》)

总之,官圩在道光朝陡然衰败,其原因较为复杂。但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灾害是人地矛盾的总爆发。人类行为长期对自然界的攫取和破坏,直至乾嘉时期尚未有爆发的迹象;只有当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超过一定界限后,才会引起灾害的发生。长期安定局面下潜藏着深层次的生态危机,到了道光朝发生了总的爆发。同时,康乾盛世时期,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鼓励下,人口增长较快,围湖造田和垦山种植等破坏自然的行为增加,一方面使徽宁山区对水源的涵养能力下降,造成水土流失加巨;而围湖造田的增加,使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的湖泊面积减少,蓄洪能力大为减少。在山水爆发的年份,就大大增加对官圩堤防的冲刷力以及爆发水灾的可能性。从道光朝开始的水灾频仍是乾嘉时期就不断积聚的生态危机的爆发,但由于自然灾害的滞后性使得其并没有在乾嘉朝爆发,而是在道光朝以后才被全面引爆。再加上战乱对皖江圩区的巨大破坏、圩区内部的经营管理不善以及种种不良习气的存在,官圩由昔日无坚不摧的辉煌开始逐渐衰败、没落。



[1]《当邑官圩修防汇述》是一部光绪年间成书的研究该圩的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方志。作者朱万滋,生于斯,长于斯,对官圩的风土人情和奇听逸闻了如指掌。此外,朱万滋“半据郡邑志,半由采访”,并参考“荟萃史乘及明之册籍、清乾隆史邑尊中心埂岸牍、咸丰间圩工条约、朱小宕圩图” 辑录史料,可信性强。资料极其详备,而且不仅停留在官圩历年资料汇编的层次上,更具有圩志完整独立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官圩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2]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三,《抢险•告溃时多,保全时少注》。

[3]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

[4]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三,《抢险•告溃时多,保全时少注》。

[5]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一。

[6] 《南陵县志》卷四十一,《艺文志》,俞篑成:《道光三年水灾记》。

[7]《宫中档光绪朝奏折》1辑,175页,光绪元年安徽巡抚陈彝奏陈甄别各员以肃吏治折。

[8]朱万滋:《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当涂灾重》。

[9]民国《当涂县志》卷五,《艺文志》,吴立:《丙午大水行》

[10]民国《当涂县志》卷五,《艺文志》,吴立:《戊子大水行》

[11]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

[12]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国朝顺治十五年生员汤天隆孙启芝等条陈十六事》。

[13]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三,《康熙五十九年禁革总修文》。

[14]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国朝咸丰二年,署县事袁青奉檄督修官圩,率士民朱歧姚体仁徐方畴夏锴等条议》。

[15]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二年署县事华踩去桩采取士民吴得成条陈并永勒石》。

[16]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四年署太平府事史久常勒石条示》。

[17]民国《当涂县志》卷四,《人物志》。

[18]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国朝咸丰二年,署县事袁青奉檄督修官圩,率士民朱歧姚体仁徐方畴夏锴等条议》。

[19]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二年署县事华踩去桩采取士民吴得成条陈并永勒石》。

[20]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二年署县事华踩去桩采取士民吴得成条陈并永勒石》。

[21]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四年署太平府事史久常勒石条示》。

[22]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二年署县事华踩去桩采取士民吴得成条陈并永勒石》。

[23]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四,《光绪十四年署太平府事史久常勒石条示》。

[24]民国《当涂县志》卷四,《人物志》。

[25]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

[26]朱万滋:《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

[27]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修造溃缺》。

[28]《宫中档光绪朝奏折》1辑,175页,安徽巡抚陈彝奏陈甄别各员以肃吏治折。

[29]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官圩历届修造溃缺图说》。

[30]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续编,《图说》卷五,《修造溃缺》,《上李方伯书》。

[31]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二,《保护•夏水遮浪注》。

[32]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初编,《旧制》卷三。

[33]民国《当涂县志》卷五,《艺文志》。

[34]民国《芜湖县志》卷三十三,《货殖志•圩务》。

[35]民国《当涂县志》卷二,《民政志》。

[36]民国《宁国县志》卷十四,《杂志•大事记》

[37]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六,《胥吏》。

[38]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五,《董首》。

[39]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四编,《庶议》卷四,《均役•辛力》。

[40]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琐言》卷一,《修筑》。

[41]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五,《董首•大局不和注》。

[42]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三,《抢险》。

[43]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五,《董首》。

[44]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三编卷四,《夫役》。

[45]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余卷六,《艺文•官圩愁》。

[46]朱万滋:《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四编庶议卷五》,《兴釐》。

[47]民国《南陵县志》

[48]民国《当涂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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